公务员离职潮与年金制度改革

  最近,公务员“离职潮”很火,成为社会的特别关注,尤其在《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发布之后,公务员离职这一原本平常的现象更是被推上了舆论的浪尖。作为上海一名正科级基层公务员,我也有话要说。

  频繁见诸各媒体的报道中,人们顺理成章地将“反腐”、“八项规定”、“福利缩水”等和公务员的离职联系起来,其中逻辑仿佛是:有那么一群投机分子,怀揣着对各种灰色收入与超国民福利的美好幻想,跨过了“公考”的“独木桥”混进了公务员队伍,而面对收入阳光、福利缩水的残酷现实,这些理想信念不坚定者纷纷辞职下海各奔前程,更有甚者,竟还有人胆敢发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不忿声音。这在某些人的眼中,更是成了基层公务员们对抗广大人民群众、拒绝“改造”的铁证。

  在某网站的《公务员辞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一文的评论中有网友写到:“(公务员)凡是辞职的全部开除,重新找思想好,素质高的上任,用辞职吓唬谁呢!一群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家伙!”此条评论位列热门评论之首,收获了数百网友的点赞。

  然而,这样的逻辑并不严肃,只能说是一种娱乐逻辑。诚然,报考公务员的人当中有动机不纯者,但是对于全体辞职的公务员行诛心之论是不妥当的,我们需要以理性的思考来化解这种戾气。

  依我之见,公务员的辞职不过是市场条件下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而已,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显然人力资源也需要以市场化的手段进行配置。不难发现,目前辞职下海的并不是都是那些在单位碌碌无为的投机者,恰恰相反,不少人是各单位的骨干和精英。体制内的人皆有同感,普通公务员的职业发展与温水煮青蛙颇为相似,而有勇气纵身跳出去搏击一番的往往就是那几只出类拔萃久煮不烂的“牛蛙”——他们往往勤学不倦、努力不惰,对于他们,市场给出的价格远远高于体制内。

  在国家提倡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这样的精英在体制外或许能够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辞职可说是社会之福,完全不必在道德的维度对其上纲上线。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公务员辞职不过是人力资源的正常流动,为何公务员离职潮的言论在近期集中出现?或者说为何“某人力资源网站2月份收获超1万名公务员提交简历,较2014年增逾30%”呢?我认为这应当与公务员管理体制改革特别是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关。

  因为工作的关系,每到年关,我都会负责处理若干起民工讨薪的案件。在制造业发达的东部沿海,农民工进厂打工,是无法按月领到全薪的,一般是平时只发生活费,到年底时老板将全年的薪酬一次结清,这种不得已的办法有效地降低了工人跳槽的概率,稳定了职工队伍。

  曾几何时,这种“民工困境”也发生在了公务员身上。公务员工作年龄段的收入较低,而退休后养老金的替代率则大大高于企业职工,相当于将公务员当期的工资集中到退休后进行支付,类似于一种期权。

  这种做法虽无可厚非,但却使得相当一部分公务员在整个职业生涯中进退失据,始终处在一种纠结的状态——一方面,对于工作年龄段的低薪不满;而另一方面,在体制内工作的时间越长,就越不甘心辞职——因为一旦辞职就意味着要放弃这种期权。无怪乎中部某市工商局副局长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说,“如果把之前的养老金给我补上,我立马走人。”

  而所谓的公务员“离职潮”则可能正是源于养老金制度的改革终结了这样的“民工困境”。根据《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公务员的养老金制度与企业职工接轨,在改革前的工龄将视同缴费年限,国家在养老金计发时予以认可——即国家认可了公务员的部分养老金期权;同时,《决定》的出台又从制度上废除了公务员养老金的超国民待遇。而近期《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的发布则又宣示养老保险并轨已经入了实质性的实施阶段。至此,公务员们进退失据的尴尬状态被彻底打破,公务员辞职最后的障碍也被清除。

  至于说1万名公务员提交简历的数据,即使假定其为真,对于全国780万公务员的总数来说,也很难称其为“辞职潮”。根据某媒体调查数字,合肥市近年来辞职的公务员总数不过9人,武汉市每年辞职的公务员维持在30人左右的规模,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对体制内外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进行过度的解读,称之为潮则更有失偏颇。

  因此,在新常态下,不仅公务员职业要回归常态,群众看待公务员的视角也需回归常态。否则,很难避免两者间“鸡同鸭讲”的困境。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洪俊杰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